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。他生计的来源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是一个老光棍，大脑还不灵活。无论是在物质上、生理上，还是精神上，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“不幸者”。

为什么说老王是“不幸者”

他住的地方是“荒僻的小胡同”，“破破落落的大院”，“几间塌败的小屋”；他还“瞎掉一只眼”。此外，他“是单干户”，“失群落伍”；他近乎没有亲人，“哥哥死了，有两个侄儿‘没出息’”。

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可这样的“不幸者”，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，与杨绛相识。

他们的相识，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，“他蹬”，“我坐”，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“闲聊”，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。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“珍惜”：“每天清晨，老王抱着冰上三楼，代我们放入冰箱。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，冰价相等”；文革期间，杨绛的丈夫钱先生“一条腿走不得路了”，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，“坚决不肯拿钱”，他说：“我送钱先生看病，不要钱。” 老王之所以如此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，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：杨绛将他视为“熟人”，愿意倾听他的“闲话”；杨绛的女儿也曾“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”，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；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，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。尽管有些时候，“拿钱”并非出自他的本意，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，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。也正是这样的温情，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，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。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，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，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，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，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。于是，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，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。老王此次来，应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他之所以拖着“直僵僵”的身躯，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，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；然而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（为何造成这样的误解，后文还将陈述），使其成为一种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。“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”，而那“脚步声”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“不幸”。如果说老王既往的“不幸”，都是显性的话，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“不幸”，却是隐性的。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，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。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，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，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，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。

总结：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，使得他有机会“近距离”地与杨绛交流，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，距离心的交流极远。心的距离，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