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典籍里的中国》是中国电视台重点打造的节目，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重视。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2021观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心得体会，有需要的同学们，可以参考一下。
2021观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心得体会1
大年初一，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在央视一套首播，“当代读书人”撒贝宁与倪大红扮演的“古代护书人”伏生对谈，让观众朋友们穿越千年去到《尚书》里的中国，凭借其独特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，迅速引发现象级传播。《尚书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，被称为“政书之祖，史书之源”。其中很多名句广为流传，更有一些佳句所含哲理与组工之道不谋而合。
“无稽之言勿听，弗询之谋勿庸”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意思是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，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。这告诉组工人要贴近百姓，实事求是，“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”。组工干部不能握着笔杆“抓落实”，拿着鼠标“搞调查”。要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迈开大步到最艰苦、最复杂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去了解群众呼声，掌握干部动态、用最鲜活的一手资料为组织工作提供最真实、最科学的决策依据。要“一颗心为人民”，沉下去接地气，放下架子，俯下身子，真正扎根到基层群众生活中去，贴近群众愿望和诉求，解群众之所困，干群众之所盼。
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”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意思是能为国家大事不辞辛劳，居家生活俭朴。这告诉组工人要廉洁自律，用过硬的作风创造过硬的成果。作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像“青花瓷”一样坚持“实”字当头、“素”字为先，要多在“素”字上下功夫，牢记：“一丝一线，我之名节，一分一厘，民为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，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”。要办事清廉，过得了人情关、说情关、招呼关，宁愿别人说无情，也不拿原则作交易，永葆组工干部清正廉明、清廉如水的政治本色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身体力行、严以律己，当好“榜样”，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掀起廉政新“浪潮”;要带头树立团结协作的作风、严谨细致的作风、真抓实干的作风、公道正派的作风和廉洁守纪的作风。
“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”语出《尚书·旅獒》。意思是堆垒九仞高的土山，只差一筐土，还是不算完成。这告诉组工人要慎终如始，一以贯之。组工事业十分艰巨，如果不谨慎处之，笃心为之，很容易功亏一篑。组工事业马虎不得，要慎终如始，扎实推进。前进的路上充满着酸甜苦辣，正因为迎接一次次的挑战，经受重重磨砺，组工人的形象在打磨中愈加高大伟岸，不仅磨了性子、炼了素质，千磨万击也让组工干部愈挫愈勇。一次次地修改文稿，一遍遍地审核，相同的事情重复着做，会有些枯燥有些无趣，但是组工干部要在这样的工作写照中逐渐成长，要硬着头皮啃硬骨头，更要静下性子查漏补缺，在重复和琐碎中提高我们锲而不舍的毅力。
“好问则裕，自用则小”语出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。意思是遇事多问人就会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，自以为是、刚愎自用的人会使自己知识贫乏。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组工人应不断学思践悟，在积累中成长。要坚信这样一个道理：水的清澈不是因为其不含杂质，而是懂得沉淀。沉淀来自于日常工作的不断学习和经验积累，正好比古代圣贤用诗文来点缀自身气质。一篇篇新颖独特的党建文章、一份份直击痛点的调研报告、一篇篇情真意切的工作汇报，更能彰显组工干部笔耕不辍、学以致用的新气质。组工干部应含英咀华，撰写思想深邃的新篇章;在不断的调查研究中，抽丝剥茧，丰富党日活动的新内涵;在不断的思索沉淀中，条分缕析，树立科学用人的新导向。
2021观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心得体会2
《典籍里的中国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牛年新春重点打造的大型原创文化节目。节目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的经典名篇，展现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、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，讲述感人至深的传承故事。节目综合运用环幕投屏、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段，创新设计出“历史空间”“现实空间”，并以跨越时空对话的形式营造了“故事讲述场”，生动演绎中华典籍精华的源远流长。本节目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典范，对于高考语文极具指导性。
节目中，演员重现了大禹与先民治水的场景，他们仅有简陋的治水工具，却不畏洪水泛滥，誓要天下安宁。在《尚书·禹贡》一篇中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壮阔的大禹分定九州历史：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……。《尚书·禹贡》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典范之作，他的问世、留存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?
《尚书》是怎样一部书?
《尚书》，最早书名为《书》，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，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， “尚”即“上”，《尚书》就是上古的书，传统《尚书》(又称《今文尚书》)由伏生传下来。传说是上古文化《三坟五典》遗留著作。
1900年，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，内藏典籍万卷。这些典籍穿越千年，重回世人面前。清朝末年，部分经卷被运到京师，《尚书》文献当时最早的传世文本也在其中。如今，敦煌藏经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《尚书》便是其中一部分，世代传承。《尚书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，也是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。
其“典”、“漠”、“训”、“告”、“誓”、“命”六体，有的是讲演辞，有的是命令、宣言，有的是谈话记录。《尚书》记事的内容，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，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。
《尚书》按时代先后，分为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四个部分，共100篇。古人“尚”与“上”通用，“书”原来就是史，上古时，史为记事之官，书为史官所记之史，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，所以叫做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，“尚书者，上古帝王之书，或以为上所为，下所书，故谓之《尚书》。”(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)
关于《尚书》的编纂者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，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。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，他生活的年代是礼、乐废，《诗》《书》缺的春秋末期。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，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上面，还为《尚书》写了序。司马迁说，孔子“追迹三代之礼，序《书·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因此，《尚书》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。
孔子收徒讲学时，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。他认为这六种教材，可以使人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;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;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;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;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;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(《礼记·经解》)这说明了“六经”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。
汉武帝时，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，拆毁了孔子的旧宅，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(汉以前的大篆或瘤文)写成的竹简，为古文《尚书》。当时的学者孔安国(孔子的后代),把它和通行的今文《尚书》互相校读了一遍，多出了16篇。这部古文《尚书》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，也没有列于学官，又没有人传授。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《尚书》列于学官。到东汉时，才逐渐盛行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、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，于是才盛行于世。但它与今文《尚书》相比较，还是不如今文《尚书》被人重视。后来，它就逐渐散失了。
东晋元帝(司马睿)时，豫章内史梅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《尚书》(它与汉代的古文《尚书》也不同)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《尚书传》。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，影响较大，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。到唐朝贞观五年(631),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，孔颖达作《尚书正义》和陆德明写《经典释文》时，都是根据梅所献的这个本子。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，以后又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广为流行。
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《尚书》早已散失，东晋梅的古文《尚书》虽被认为是伪书，但它仍被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广为流行，也就弄假成真了。我们今天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尚书》，即今文《尚书》与梅氏所献的古文《尚书》的合编本，共58篇，即《虞书》五篇、《夏书》四篇、《商书》十七篇、《周书》三十二篇。《尚书》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如《尧典》记载着尧、舜、禹的“禅让”故事，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。《禹贡》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。《盘庚》记述商朝迁都情况。
《尚书》是难读的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采用了《尚书》的材料，或录全文，或取部分文字，但他运用了“以训话代经文”的原则，把《尚书》的原文翻译了一遍，使先秦的古书，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。例如《尚书·尧典》中有“钦若昊天”的话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便写为“敬顺昊天”。又如《尧典》中的“馨子”，《五帝本纪》中改作“盲者”。所以我们可以把《尚书》和《史记》中的《五帝本纪》《夏本纪》《殷本纪》《周本纪》等对照来读。
什么是《禹贡》?
《尚书》中的《禹贡》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公认的一篇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文章，也是中国古代地理的典范之作，全书共一千二百字，分九州、导山、导水、水功与五服五个部分组成。
《禹贡》所说的九州，为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依次叙述各州疆域、水利、土质、赋税、贡物、贡道，也述及山川、湖泊、草木、物产等情况，对土壤的记述尤详。
导山分九州山脉为三条四列，叙述20余座主要山脉的名称、分布特点及治理情形，山系概念明确，所记的山真实可靠。
导水以叙述9条河流为主线，对河流名称、分布特征、疏导情形加以叙述。导山、导水篇幅较小，重点记述黄河流域的山川，导山(凿山)、导水的目的是疏通河道、宣泄洪水。
水功总括九州水土经过治理以后，河川皆与四海相通，再无壅塞溃决之患。
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，以京都为中心，由近及远，分为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五服，每服又各以百里、二百里、三百里、四百里、五百里不等，规定贡物、赋税标准等，反映作者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。
后世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，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都将《禹贡》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抄录了过来。
今天的我们再来看《禹贡》，会发现两问题，第一它太简略;第二它所描绘的地理分布非常规整，总体感觉就是不那么靠谱。但是这在古代却是了不起的发明，特别是在文化底子薄弱的初汉，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认知几乎又回归到了一穷二白的地步，突然出现一份地图，就算画得再糟糕，也至少比没有好，特别是针对水患而言，《尚书》刚重见天日那段时间，人们如获至宝，哪里发生了水灾?在什么地方?应该怎么办?全凭一篇《禹贡》作为指导。
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角度来看，《禹贡》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地理观念，构成了中国区域地理最古老的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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